【全文】
美國合同法重述：徘徊於法典法與判例法之間（全文）
劉承韙
【關鍵詞】文獻
【全文】
一、問題之緣起
盡管美國法向來隸屬判例法傳統，但隨著近年商業交易對法律確定性和可預見性的要求，美國也陸續通過了一係列制定法。與此同時，在判例法和制定法之外，美國的私法領域中還存在著一種叫做《法律重述》（下文簡稱重述）、不是制定法但卻有些類似於制定法的法律文件。說其不是制定法是因為重述不是國會等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文件；說其類似於制定法，是因為重述是在人們要求普通法法典化的呼聲中出臺的。
由於重述在適用上有相當的權威性，它通常都被視為美國“法律的淵源之一”
。
從內容上來看，由美國法律研究院（American Law Institute，簡稱ALI）制定的法律重述現在已經達到13種之多，包括代理法重述（agency）、衝突法重述（conflict of laws）、合同法重述（contracts）、裁判法重述（judgments）、財產法重述（property）、返還法重述（restitution）、證券法重述（security）、侵權法重述（torts）、信托法重述（trusts）、對外關係法重述（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US）、律師管理法重述（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保證法重述（suretyship and guaranty）和不公平競爭法重述（unfair competition），涵蓋了除家庭和繼承法之外的美國私法的全部重要領域。不同種類重述的地位和作用當然也有差別。美國法律界普遍認為：在全部的10餘種法律重述中，“《合同法重述》不僅是最好的一部‘重述’，而且也一直是最偉大的法學成就之一。”
更有學者認為，美國法律研究院的《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統一商法典》（尤其是第一條（章）和第二條（章））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對《統一商法典》的吸收是整個20世紀合同法的最為重要的裏程碑（landmarks）。
由於重述內容的高質量和它對法律職業的衝擊，美國大學第一年所開設的合同法課程一般都將《合同法重述》作為重要的討論主題。
法學學術界和實務界對重述也同樣保持了此種高度的關注。在重述通過之後，美國合同法的幾乎所有著述和案例都不可避免地引述《合同法重述》，或加以評論，或用以加強說明力。
同時，法官和律師等從事實務工作的人也同樣離不開《合同法重述》，因為《合同法重述》已經成為一種權威的規則，即在法官發生困惑或無所適從時，為其提供決疑之道。
鑒於重述在美國乃至世界都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如此深刻地嵌入到了美國人的生活之中，於是，我們便禁不住產生如下疑問：美國為什么會出現重述這種法律淵源？重述的性質到底是什么？它與作為法典法的《統一商法典》（UCC）有何區別，在適用上有何關聯？本文試圖從美國法自身變遷與演進的角度對上述疑問做出一種回答，相信筆者的此種努力會助益中國的英美法研究。同時，對此種類似於制定法的《合同法重述》的歷史和現實解讀，或許會為中國的民法法典化工作帶來些微靈感和啟迪，果如此，則幸莫大焉！
二、《合同法重述》的思想淵源：普通法法典化思潮
（一）英國普通法法典化思潮之興衰
1、英國普通法法典化思想的興起
英國在議會萬能、議會至上這一點上，從昔日至今未曾有變。因此，我們似乎應當很容易得出以下結論：即英國的制定法或法典法的地位和效力都應當遠遠高於以判例為基礎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也就是說，制定法和法典法是高於判例法的第一位的法源。但是，在英美，該結論只是得到理論上的承認，在實踐中很難得到完全的遵循。因此，現今的英國法和美國法雖然受到了一些制定法的侵擾，但這些制定法卻始終沒有撼動英美強大的判例法傳統的主導地位。
當然，從今天的眼光看來，雖然英美諸國一直以來都嚴格堅持判例法傳統，雖然大陸法才是法典化的故鄉，但“實際上，在普通法法圈內，也有卷帙浩繁的制定法，不言而喻也有法典。不僅如此，甚至“codification”（法典編纂）一語本身，就是英國人邊沁創造的。”
英美法“非法典化”的現實不應否定英國曾經對普通法法典化做出過艱苦的努力。事實上，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黑爾（Matthew Hale，1609-1676）、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奧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等一大批著名的法律人逐步孕育了改革普通法、實現普通法法典化的思想，並使得英國最終掀起了普通法法典化的高潮。
曾做過大法官的著名思想家培根於1614年最早提出了“編輯和修正英國法”的思想，他提議應自覺認識整理普通法和使其體係化的必要性；從制定法中剔除落後於時代的規定；並在必要時進行修改立法。其後，海爾爵士在美普通法法典化意願逐步高漲的背景下，寫下了《普通法的歷史》和《有關法律修正或改變的考察》，提出了實現法典化的許多具體提案。
但在英國，對普通法進行最為激烈的抨擊並最為明確地提出對普通法全面法典化的人是邊沁。邊沁對立法（法典化）的實際影響可謂十分巨大，以致於只有“亞當•斯密和他的門徒們對商業的影響能與之相比。”
同時，邊沁是一位功利主義思想家，因此，其對普通法弱點的攻擊也是建立在功利主義這種“非歷史的合理主義思想”基礎之上。邊沁認為：
普通法是隨著歷史而發展、藐視一切合理性原則、依靠處心積慮的擬制和同義反復之類的技巧性法律技術運作、混亂而無立足點的法律。法的混亂導致審判的遲延和不公正；而法的不確定性被法官和律師濫用以維護其權力和聚斂財富，帶給當事人卻只能是毀滅。遵循先例原則也對法官們有利，它們不是在發現法律、而是在創造法律，於是遵循先例原則便成為侵害立法權的工具。因此，應該廢除普通法、制定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法典；這樣就無需專門的法律家，從而就可以實現人人皆為法律家（Everyone’s Own Lawyer）的理想。
由於自己的法典化建議在英國沒有得到其所預期的強烈響應，於是邊沁便索性向俄羅斯和美國自我推薦，為他們制定法典，以實現自己的法典化思想和偉大抱負。在1811年到1817年間，他接連寫信給麥迪遜總統、各州州長和“幾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提議為美國起草一部完整的法典，並告誡他們：“關閉我們的口岸以抵制普通法，就像我們預防瘟疫那樣。”
當然，邊沁的法典化建議最終也被婉言謝絕。但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發生（當然，更為直接的因素則是伴隨戰爭而傳播於歐洲大陸的《法國民法典》的影響）改變了英國人對普通法法典化的態度，人們對法典化的思想呼聲不再冷眼旁觀，而是積極地參與討論、作出呼應，普通法法典化思潮在19世紀變得逐步熱烈。而在此時，曾經被冷落一旁的邊沁及其批判普通法、實現普通法法典化的思想和建議，重新獲得人們的認可和關注，成為他們主張改革普通法、實現法典化的堅實的思想後盾。隨著普通法法典化思潮的逐步高漲，人們普遍對法典化充滿了期待，期望法典化會為他們帶來公正、幸福和全新的生活面貌。
2、英國普通法法典化思想的衰退
但是，遺憾的是，英國的上述普通法法典化思潮並沒有導致普通法的全面法典化。相反，在經過法典化思潮渲染下的一係列法律改革和法典編纂之後，英國19世紀的法典編纂只在特定商業領域實現了法典化，如1882年《匯票法》、1890年《合夥法》、1893年《貨物買賣法》和1906年《海事保險法》等“法典化制定法”的通過。除了商法，在家庭法、繼承法、合同法和侵權法等方面，19世紀的英國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法典編纂，其法典化經過多次的流產而以失敗告終。
當然，普通法法典化失敗的原因有多種。其中主要的原因都可以從英國法與大陸法相異的歷史傳統中得出。第一，在歐洲大陸，由於沒有統一的中央集權王國，地方性法律相當分散，所以就必須通過法典化來實現民族和法律制度的統一需要。
但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的英格蘭封建王國卻逐步造就了統一的英國法律（一元化的普通法），於是，英國就根本沒有必要通過法典編纂來實現法律和國家的統一問題。第二，歐洲大陸法典的制定（尤其是《法國民法典》）在整體上是來自於自然法的法典編纂思想，其思想和概念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自然法的產兒，
是“人文主義指導下的自然法運動的直接產物”。
但是，作為近代大陸法法典化理論基礎的自然法思想，卻在英國受到懷疑，被視為過於抽象或十分危險的思想，因為他曾經是法國大革命的原動力，甚至導致了恐怖的雅各賓專政。沒有對自然法的這一法典編纂基礎的認同，普通法的法典化自然成為一種泡影。第三，大陸法之法典化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法律的通俗化和平民化（如《法國民法典》通俗易懂的平民化語言風格等）。但是在英國，普通法法典化受到了法律職業者的強烈抵制，他們害怕法律的平民化。該抵制運動十分類似於當年英國堅決抵制羅馬法入侵的情形，而且抵制運動中最為有力的主張者也甚為相同，那就是壟斷英國法學教育的“Inns of Court”（四大律師學院，或譯律師公會或協會）培養出來的法律家們。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繼受羅馬法或實行法典化，他們的知識將從此失去價值。
他們不願意看到他們所熟悉的探究法律的技術被法典弄得一文不值。
（二）、蘭代爾（Langdell）的“法律科學化”觀念與美國的法典化思想
在英國抨擊判例法、主張法典化的思想感染之下，同時也為了適應美國的商業發展對更加確定的交易規則的需要，1837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瑟夫•斯托裏（Joseph Story）代表一個委員會向馬薩諸塞州政府提出一份關於普通法法典化的報告。該委員會受命考慮“制定一部成文的、係統的馬薩諸塞普通法法典的可行性和適宜性”。但斯托裏法官在報告中認為，一部包羅萬象的法典是“絕對有害且無效果的，因而是不足取的”。盡管斯托裏否認整個合同法的法典化，但他同時認為，合同法的某些實體領域，如代理、信托、擔保、保證、匯票、期票、保險和合夥等商事領域，可以作為合同法典化的主題。也就是說，他們只讚成商事契約（合同）的法典化。
當然，斯托裏時代普通（合同）法法典化規劃流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法律科學化（體係化）觀念和合同法一般理論的缺失。
但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法律是一門科學的觀念便已經在美國流行。人們普遍認為，法律和物理、數學等科學一樣，其根本的原理是可知的。
認法律為一門科學，就意味著承認法律原理的可知性，也就是可以通過對法律原理、法律規則和制度的梳理和設計來展現對法律的認知，並進而以這些設計出來的明確的、“概念化”的規則和制度代替那些普通法中的一直處於模糊狀態的實體規則和推理方法。在這一思想運動中，奧斯丁這位分析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被認為是英國法律科學化的奠基人，他要求他的追隨者採取幾何學家們所成功應用的方法來研究法律。
而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首任院長、美國合同法始祖蘭代爾教授則被認為是美國的法律科學化和概念法學派的傑出代表。
正是蘭代爾的法律科學化觀念和概念主義法學思想，為美國合同法的理論化、體係化和後來的法典化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礎，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首先，在“法律是一門科學”的思想和信念啟迪下，蘭代爾通過其名著《合同案例》一書，不僅第一次發現了合同法這一“法學新大陸”，而且揭示了合同的一般原理、原則和學說。但蘭代爾對合同理論的發現和揭示，“絕不是判例法持續發展的自然結果，也不是其發明者在大腦中憑空制造出來的（而是利用了新舊判例），事實上，它標志著對過去，甚至對不久以前的過去的強烈突破。”
合同法一般原理的形成意義重大，因為它促成了合同法理論和規則的體係化、係統化（在美國，合同法一般原理的係統化主要是由蘭代爾的繼承者霍姆斯和威靈斯頓完成的），並使得美國合同法法典化成為可能。
而當合同的一般理論和規則越來越體現出雜亂而模糊的判例法所不具有的諸多優越性時，人們希望通過對合同一般原理法典化來達致判斷的明確和簡約，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訴求。尤其是那些金融家、工業家和投資家，都迫切需要司法判決的預見性和穩定性。
於是，在法律科學化和合同原理一般化思潮的啟發和鼓舞之下，19世紀後半期的美國又開始醞釀普通法法典化思想的新高潮。在此法典化運動中的主要活動家是費爾德（David Dudley Field）。費爾德通過為紐約州擔綱起草《民事訴訟法典》、《刑法典》、《民法典》和《政治法典》而在美國引領法典編纂高潮。但這些法典中最重要的《民法典》的否決，標志著費爾德實現美國法典化的努力從總體上說失敗了。當然，法典化運動還是頗有收獲的。紐約州通過了《民事訴訟法典》和《刑法典》；以加利福尼亞為首的5個州採用了《民法典》和《政治法典》；美國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1896年通過了所有州採納的《流通票據法》，並在英國1893年《英國貨物買賣法》的影響下，通過了由威靈斯頓起草的《統一買賣法》（Uniform Sales Act）。該法典被30多個州採納，並成為後來《統一商法典》買賣篇的主體，其甚至被描繪成“美國第一部完全意義上的普通法法典”
。盡管以上有關普通法法典化的思潮並沒有直接導致美國《合同法重述》的起草和誕生，但是這是對英美歷來的判例法傳統提出的挑戰，要求其必須作出一定的回應和調整，這便為《合同法重述》等多種法律的重述提供了思想上的前提，或者說為重述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三、《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尋求法律的確定性與靈活性的平衡
（一）《合同法重述》的誕生：法律確定性之誘惑
如上所述，普通法的法典化運動意在解決判例法的復雜性、矛盾性所帶來的弊端，從而為社會提供一種可預期的、具有確定性的制度。“確定性”在英美法這個歷來堅持判例法的法係內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高度讚成法律確定性的學派是以蘭代爾為首的概念主義法學派和法律科學學派。該學派主張，法律是可知的和可明確表述的，因此主張對法律確定性的要求，並認為達致該要求的手段主要是法典化。以上有關英國和美國諸多法律人對普通法法典化所作的努力就是對法律的確定性執著追求的體現，他們堅信：帶來法律確定性的法典化將會助益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法典化運動的確真真切切地展現了法律確定性的巨大誘惑力。美國法律研究院及其各種法律重述的誕生就是這種尋求法律確定性努力的延續，它們都是在法的“確定性誘惑”之下誕生的產品。威靈斯頓起草合同法重述也是基於對法律可知性和確定性的確信，並在霍菲爾德的分析主義法學基礎上對法律規則進行的理性設計。據說，科賓之所以被吸收進重述委員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對霍菲爾德的法律思想比較了解。
比較有利於重述對法律確定性追求的實現。
對法律進行重述的計劃首先於1922年3月誕生了。劉易斯（William Draper Lewis ）向魯特（Elihu Root）提交了一個計劃，其目的“在於創造一個能對法律進行有序重述的組織（即後來成立的美國法律研究院——引者注）……以澄清並盡可能簡化我們所稱的美國普通法”
。因為，根據當時的法律報告，美國法存在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與復雜性（complexity）兩大固有缺陷，而導致此種缺陷的原因則主要有三個：法律人在普通法的基本原理上缺乏一致意見；缺乏對普通法的係統發展；缺乏對法律術語的精確使用。
而在美國法律研究院看來，克服美國法上述固有缺陷、逐步提高美國法律的水平（確定性與簡潔性）的方法就在於通過法律的重述來“澄清和簡化法律(clar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law)”。“澄清和簡化法律是一個寫進美國法律研究院章程的目標，並在1932年《合同法重述》誕生時再次得到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和威靈斯頓（Samuel Williston）的強調。”
總之，美國法律研究院旨在通過法律重述的形式來減少判例法的龐雜性，形成一套容易接受的的規則體。
從而追求法律的確定性，並實現社會正義。
美國法律研究院是由精選出來的執業律師、法官和大學教授組成，其會員目前已超過幾千人，性質上屬於一個民間學術團體組織。其在1923年2月成立並獲得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捐款之後，就馬上開始從事法律重述工作。“針對截止當時幹預較少的領域（契約、代理、國際私法、侵權行為、財產權、保證、準契約等各種法的領域），盡可能準確地重述美國共同法的體係和各種協調最佳的解決方案。”
最終，一共有十種法律重述誕生。
其中，《合同法重述》是最早開始的重述之一，也是最好的一部“重述”。因為，《合同法重述》算是一群傑出的法學教授經過十年潛心的研究、分析和辯論而得出的最終產品。
它由威靈斯頓擔任報告人（或陳述人）（Reporter）並負責準備草案；科賓擔綱特別顧問（Special Adviser）並擔任“救濟”一章的報告人。
科賓和威靈斯頓等人都是當時法學界最有學識、也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他們的地位和權威性直接造就了《合同法重述》的崇高權威。
美國法律研究院一直以自己曾奉獻出《合同法重述》等多種重述和曾負責《統一商法典》的起草而自豪不已，也奠定了其在美國法律界的崇高地位。《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總共602條，涉及到了合同法的全部重要內容，是關於合同法的權威解讀。
（二）《合同法重述》的誕生：法律確定性之困惑與法律靈活性之訴求
在當今社會，法律的確定性為人們所向往，並成為一種不折不扣的誘惑。普通法法典化建議之目的就在於追求法律的此種確定性，尤其在商業交易日益繁多而復雜的年代，商人們對法律確定性和後果可預期性的要求就成為以法典化來追求法律之確定性的主要動力。但是，問題就在於，大陸法係的法典模式在英美國家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受到了一些質疑和抵制，在英美的現實生活中遇到了（理性主義的終結式的）確定性困惑的問題：1、確定性是否可能？2、確定性是否可欲？
1、確定性困惑之一：確定性是否可能？
法律的確定性歷來是法學領域極具爭議的重大問題（great question），這一問題在英美法係和大陸法係是有不同的判斷的。大陸法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對法律的確定性的信仰基礎上的；而英美法雖然也在普通法的法典化過程中受到了法律確定性的強大誘惑，但是長久的歷史傳統又不得不讓他們再次認真地思考法律確定性的可能程度。在美國，先後有兩位偉大的大法官──霍姆斯和卡多佐──對此作出過經典的論述。霍姆斯提出了“確定性的幻覺”的概念，認為我們的學者、法官及其法庭判決意見幾乎總是承認一個假定，即存在能夠而且必須以演繹方法教條式地加以應用的規則和學說，從而足以達致確定性。但實際上，那些由飽學的法官和法學博士們建造的規則、學說和定義並不一致。
法律的確定性只是一種無法把握的幻覺。
卡多佐也以其豐富的法律職業經歷和深邃的法律思維，對於法律確定性也做出過同樣精彩論斷：
在擔任法官的最初幾年裏，我發現在我航行的大海上沒有任何航跡，為此我煩惱不已，因為我所尋求的是確定性。當我發現這種追求徒勞無益時，我感到萬分壓抑和沮喪。我試圖到達陸地，到達有固定且確定規則的堅實的陸地，到達正義的樂園，在那裏司法將以比它在我遲疑不決的心靈和良知中蒼白的且微弱的反射更為簡單明了且更加威嚴的方式宣告其自身。我感到要是“和布朗寧的《帕拉塞爾薩斯》中的航海者在一起，真正的天堂就總是在遠方。”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我越來越多地反思司法過程的性質，我已經變得甘心於這種不確定性了，因為我已經漸漸理解它是不可避免的。司法過程的最高境界並非發現法律，而是創造法律：所有的懷疑和擔憂，希望和畏懼都是內心的折磨、死亡的悲慟和出生的痛苦的組成部分，在此，那些曾經服務於自己時代的原則死亡了，而新的原則則誕生了。
可見，美國法學界在現實主義法學的立場下，給法典化的熱潮澆了冷水。他們對法典化所依仗的法律確定性的信仰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從而使法律的確定性成為一種不確定的困惑，阻斷了法典化的根基。
2、確定性困惑之二：法典化的確定性是否可欲？——尋求確定性與靈活性的平衡
一般說來，大陸法的法典體例和英美普通法的法典化思潮都是為尋求一種法律規則和社會生活秩序的確定性。但是，英美法無法克服自身歷史傳統的強大慣性，其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了以司法為中心、高度體察和回應現實的富有彈性的法律制度。該制度雖然不可避免地缺乏法典化的那種高度確定性，但卻適應了英美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並事實上型塑了人民的思維習慣。在英美，法典法（制定法）只是對判例所揭示的各種原則加以明確化或修正的解決方法，其在一定歷史階段甚至被視為“異物”。
因此，如果進行法典化的暴風驟雨式的法律傳統變革，不僅無法為人民所接受，而且極有可能引發大的社會動蕩。
況且，法典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僵化和教條化的代名詞。教條化的法律條文和制度雖然最大限度的保證了法律的穩定性，但卻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法律的靈活性和回應性。而在法律的確定性是一種幻覺、不確定性是一種常態的時候，法律的靈活性就成為普通法的靈魂所在。因此，英美法對法律確定性的追求是有限度的，即以不喪失法律的靈活性為前提。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所說：
雖然將確定性被作為美國法律研究院（ALI）的目標，但法典化並不被期望，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典化將犧牲彈性和靈活性。
於是，在這種為解決判例法的矛盾和不一致、尋求法律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但卻又懷疑和抵制制定法、害怕制定法的出臺會犧牲普通判例法的靈活性的十分矛盾和困惑的傾向驅動之下，美國最終採取了一種較為折衷的解決路線：對合同法等法律進行重述（restate）。也就是說，重述是尋求法律的確定性和靈活性平衡的產物。關於確定性和靈活性兩股力量對《合同法重述》誕生之影響的歷史圖景，楊楨和吉爾默分別作出過精深的描繪。
臺灣東吳大學前法學院院長、英美法專家楊楨先生認為，確定性的追求是《合同法重述》誕生的首要動力：
有鑒於法院判例日益增加，且有相互間矛盾不相調和之情形，再加上現代生活經濟條件復雜等，使得美國法律日益模糊。彼等更認為，除非一個新的要素出現，有助於法律之明確，否則普通法將會被制定法所取代。而《法律整編》（即法律重述－譯者注）即在提供該一必需之因素。
“合同死亡學派”的旗手格蘭特•吉爾默教授則認為，《合同法重述》是合同法抑制法典化、追求靈活性的必然結果：
盡管絕大多數與契約密切相關的法律領域（主要指商法領域－－引者注）在立法幹預之下都實現了法典化，但長期以來契約法本身卻仍在抑制法典化（保持靈活性－－引者注）。這就是對為什么我們只有《契約法重述》而沒有《統一契約法》的一種解釋。
因此，從總體上說，《合同法重述》是英美法抵制法律確定性的誘惑和普通法法典化的產物，又是對法律靈活性追求的產物，是一種折衷法律確定性和靈活性的選擇。雖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學者詹姆斯•高德利先生（James Gordley）認為，在20世紀裏，法院通過利用《德國民法典》第242條“誠實信用原則”和138條“善良風俗原則”等諸多原則而實現所謂的“向一般條款逃逸”的程序，向世人證明了法典也是具有靈活性的。
但法典的這種靈活性的確與英美法的判例法程序傳統所具有的高度靈活性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述的性質：介於法典法與判例法之間
1、三種效力不同的文件
通常說來，在美國，提出一種法律規則和法律制度建議的文件主要有三種，即不具有權威性的論集論著（treatise）和具有權威性的法典和重述。
可見，重述在美國被視為一種類似於法典的、具有權威性的法律文件。但盡管如此，重述所具有的權威性還是與制定法和判例法有著較大區別。重述之約束法院的權威性雖然遠遠高於一般論著的權威，但卻沒有達到直接約束法院裁判活動的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權威程度。這是因為，重述體現了威靈斯頓、科賓等傑出報告者的最終觀點，這些觀點又通過對該領域的權威學者意見的徵詢、大批專家的廣泛同意和美國法律研究院的較高聲望的支持的事實，而使重述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權威。
可見，重述的權威主要來自於重述起草人的權威性，而非來自國家立法和司法機關等公共權力的權威性。但不管如何，人們都一直承認，“重述是具有高度說服力的普通法權威”
。
2、重述的根本性質是一種介於法典法與判例法之間的法律文件
重述一方面提供官方的正式規則係統，雖然在較法典較弱的意義上。
這些規則大部分是從現實的復雜的案例中總結出來的，具有法律規則的一般性、普遍性和相當權威性。同時，重述在形式上是以抽象表述的規則構成係統的結構，這有些類似於歐洲大陸法中的法典，所以在許多情況下，歐洲大陸的法學家會將他們作為了解美國司法的一個捷徑；另一方面，重述也大量依靠案例來說話。其實，重述本身是就是對當時的實在判例法進行抽象和編纂。例如，在重述的基本條文之後就是評論和說明例（COMMENTS & ILLUSTRATIONS：含評論（Comment）與說明例（Illustration）兩部分）、報告者注解（REPORTERS NOTES）、案例援引(Case Citations)等，而說明例和案例援引則主要是通過經典的案例來解析重述條文的運用，可以說是“以條文形式重新編寫的判例法，其大體上是採用判例要旨的方式”
。並且較諸於UCC等法典法來說，重述中的案例特別豐富和權威（覆蓋面廣且廣為遵循），從而使重述部分地具有判例法的性質和特點，有別於一般制定法的運作機理和內涵。因此，重述在性質上是介於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間的法律文件。
當然，美國《合同法重述》並非世界範圍內公認具有重述性質的、合同法一般原理的唯一法律文件，位於羅馬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UNIDROIT）於1994年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the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簡稱PICC）就是與其相同性質的文件，也是一種“重述”。
而後者在比較合同法的研究和國際貿易實務諸領域都佔據重要地位並產生了廣泛影響。如臺灣中正大學謝哲勝先生就認為，“國際商務契約原則雖不具有拘束力，但其不僅接近現行國際商務慣例，且試圖統一崛起中的商法，並作為各國和國際立法中的模範。”
四、《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制定法和判例法的雙重影響
《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在美國出版之後，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佳評如潮。曾任首席大法官的休斯（Hughes）稱讚合同法重述為“不朽的成就（monumental achievement）”，並將其出版描述為“頭等重要的大事”；
法恩思沃斯的老師、哥倫比亞大學的帕特森教授（Edwin Patterson）認為合同法重述“非常有意義”
；伊利諾斯州立大學的戈布爾教授（George Goble）認為合同法重述是“一項傑出的作品，是一塊裏程碑（an outstanding production and an milestone）”
。同樣，《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第一位報告人、哈佛大學的布萊徹教授（Robert Braucher）
稱讚《合同法重述》是當代社會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的重申：
用現代詞語來重述合同法的努力使得私法自治在一個擴張政府行為的時代得到強烈反彈……為回應社會變化而提煉並重新定義的合同自由，擁有了它以前一直擁有的力量。
當然，合同法重述也不乏批評者（例如對重述的方法和合同修改規則等的攻擊），但批評之聲相對於其獲得的讚譽聲來說，還是極其微弱的。不過，由於合同法重述在性質上是一種介於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間的法律文件，它就免不了受到制定法和判例法發展的影響。隨著合同判例的逐步擴張和更新以及相關商事立法的出臺，《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修改便被提上議事日程。公元1952年，美國法律研究院又獲得A.W.Melleon Education and Charitable Trust of Pittsburgh的讚助，準備對一次重述進行修改，（並於1962年）
正式開始合同法等法律的第二次重述，合同法重述於1979年獲得通過。1981年，《第二次合同法重述》正式出版發表。《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共385條，包括十六章
，每章又分節（topic）。同《第一次合同法重述》一樣，《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基本條文(section)也只佔極少部分，基本條文後有評論和說明例、報告者注解、案例援引等對條文的詳細解釋和說明，有些章節前還有介紹性注釋。內容豐富浩繁，闡釋詳盡，實為研讀美國合同法最為重要之素材。
導致合同法再次重述的原因是多重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報告人法恩思沃斯（Farnsworth）教授認為，二次合同法重述至少受到三方面的影響：個別人物、判例法和制定法（主要是《統一商法典》）的三個方面的影響。
其中制定法和判例法起到了主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可以說，《第二次合同法重述》是在制定法和判例法雙重影響下誕生的。
（一）制定法（法典法）的影響
已出臺的制定法對合同法二次重述的影響是巨大的。例如，在各州降低年齡的立法影響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4條規定，獲得訂立合同的完全能力的年齡從21歲降至18歲。同時，在蓋印合同（seal）、反欺詐法（Statue of Frauds）、連帶和多數允諾人和受諾人（joint and several promisors and promisees）、合同轉讓（assignments）等方面，《第二次合同法重述》都受到了各州制定法的強烈而明顯的影響。但對《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產生最為深刻的影響的制定法是美國的《統一商法典》。
美國起草《統一商法典》的目的在於統一各州之不同商事法，並取代1906年的《統一買賣法》。為此，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便與因合同法等多種重述而名聲大噪的美國法律研究院合作，並任命盧埃林（Karl Llewellyn）為報告人，負責起草《統一商法典》。1952年，《統一商法典》的官方文本正式公布，並首先在美國法律研究院所在的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付諸實施。其後法典經過很多次修訂並逐步為美國除路易斯安娜州（路易斯安娜州也採納了一部分）之外的所有其他州所採納，並因此對美國合同法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就是在這種影響下誕生的，並且《統一商法典》被看成是《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產生的主要推動力。
1、取消了對單邊合同與雙邊合同的劃分。
英美法中存在著單邊合同與雙邊合同（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ntracts）的劃分：如果受要約人以允諾（promise）的方式向要約人做出承諾而成立的合同就是雙邊合同，但如果受要約人是以行為（behavior）的方式向要約人做出承諾而成立的合同則是單邊合同。此種劃分在英美法中被譽為“偉大的兩分法”
，是人們理解英美法的重要路徑。但是，由於該分類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便追隨《統一商法典》的步伐，對這一傳統理論不僅極盡淡化之能事，而且極力想從法律辭典中刪除單諾合同這一術語。
在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條的說明中，其報告人認為：“原重述（即第一次重述）第12條界定了單邊合同和雙邊合同，本重述不再採納這一定義，因為人們對這一區分的有用性持懷疑態度。”......
收藏夾（
下載（
打印（
轉發
本庫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