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損害賠償的模式分析 - 法學在線

【正文】
     刑事損害賠償的模式分析

  獲得賠償是令人撫慰的，復仇是甜蜜的。
  ——安德魯·卡門


  刑事損害賠償訴訟（Criminal Damage Lawsuit）是指被害人對於因犯罪造成的損失而得到彌補的訴訟方式。在被害人的損害賠償上，我國採取的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模式。近幾年來，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做法進行了深刻反思，對這種模式的流弊進行了係統的揭示和批判，並普遍認為我國應建立獨立的民事訴訟的方式。
  然而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是，附帶民事訴訟真的就一無是處嗎？獨立的民事訴訟的方式能替代附帶民訴嗎？被害人單獨提起民事訴訟，難道就沒有障礙和困難嗎？到底我們應當採取哪種損害賠償模式，能夠有效滿足被害人獲得賠償的心理需要呢？下面筆者擬結合中國的實際，對被害人獲得賠償的幾種基本方式進行比較考察。

  一、被害人獲得賠償的基本方式
  犯罪的發生，會給社會和被害人都帶來巨大的損害，引發兩方面的社會成本：一方面是對國家和社會的，另一方面是給被害人帶來的，其中前者是指國家為了偵查、起訴和懲治犯罪以及為被害人提供服務所帶來的支出，還有私人組織或政府主持的保險賠償費用；後者是指犯罪給被害人造成的財產或身體損害，對工作、學習、家務等勞動的耽誤，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精神痛苦和生活質量的下降。從被害人遭受損害的種類來看，可以分為有形的和無形的兩種，所謂有形的損害是指被害人治療身體或精神傷害的費用、丟失或者被毀損的財產、失去的勞動力，以及為恢復被害前狀態所花的費用；而無形的損害是指被害人精神上的恐懼、憂傷和痛苦，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質量的降低。被害人要承擔犯罪所造成的所有的無形損害（精神痛苦），以及國家和社會所承擔之外的所有的有形損失。
  可見，在有被害人的犯罪中，犯罪造成的大部分惡果都是由被害人來承擔的，被害人既要承擔經濟損失，又要承受精神痛苦，所以，獲得損害賠償，彌補自己的損失，是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之後的最重要的心理需要之一。
  刑事損害賠償之於被害人具有特殊意義，“盡管對犯罪人定罪和判處刑罰能給被害人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但是對犯罪造成的傷害或損失進行物質上的修復，則對懲罰提供了更完全的賠償成分。” 刑事損害賠償除了能對被害人提供經濟救濟和心理撫慰之外，還有助於犯罪人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嚴重後果，通過實施經濟制裁而對其發揮阻嚇的效果；被害人和犯罪人通過損害賠償達到一定程度的歸復，從而也為社會節約了成本。可見，刑事損害賠償的實現對於被害人、犯罪人、國家和社會都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說，充分重視犯罪發生後的損害賠償問題，充分重視被害人損失的彌補，意味著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民事程序方式的吸收和利用，意味著被害人、被告人和政府在追究犯罪人責任的中都發揮了作用，意味著被害人正逐步成為刑事司法的主角之一。
  而被害人獲得損害賠償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主要包括：刑事附帶民事的方式，單獨提起民事訴訟模式，犯罪人償還的方式，保險賠償的方式，國家補償的方式，以及“山姆之子” （Son of Sam）的方式等。具體說來：
  第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也就是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同時，向被告人提起民事訴訟，二者合並審理，一並解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德國、法國和中國都實行這種方式。
  第二，獨立民事訴訟的方式(Civil Suit)。即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不提出賠償要求，而是向民事法庭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它又包括兩種方式：一是被害人直接起訴犯罪人，由犯罪行為的實施者直接賠償；二是起訴存在過錯的第三人，也就是對犯罪行為的發生存在一定責任的主體，例如賓館、房東、交通工具的承運人、等私有主體，或者是警察局、監獄等國家機關。
  第三，犯罪人償還的方式(Restitution)。它是指由犯罪人對被害人承擔責任，作為法院刑罰的一部分，法院直接判決犯罪人向被害人歸還財物、退還金錢或者提供服務。這是一種在古代非常流行的賠償方式，但在國家為主導的刑事司法建立之後逐步消失，現在於英美國家開始試點和推廣。
  第四，保險賠償的方式(Insurance)。對於加入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等犯罪保險的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之後可以向保險公司索賠。
  第五，國家補償的方式(Compensation)。當採取其他方式仍不足以彌補被害人的損失時，由政府來承擔責任，對被害人進行經濟上的補助。
  在以上列舉的被害人獲得賠償的各種方式中，我國採取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民事賠償問題，當前這種方式在我國正被許多學者所詬病，但應注意到，無論哪種賠償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們各有自身的優勢和缺陷；並且在一個國家中，也不是完全由某種賠償方式處於壟斷地位，而是各種方式相互借鑒，相互配合，共同打造了被害人損害賠償的權利保護體係。
  45所謂刑事被害人的賠償請求權，是指被害人（一方）有請求法庭判令加害人（或被告人）賠償自己因受犯罪行為的侵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的權利。被害人的該項權利，是一項重要的救濟權。對被害人進行賠償，既是對被害人的一種補償，以平息其因受害而產生的怒氣；也是對加害人的懲罰和教育，使之不敢再擅自侵害他人。
  對刑事被害人進行賠償的法律規定，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8世紀的《漢穆拉比法典》。英國歷史上存在的“雙重賠償制度”的含義是：對罪犯處以刑罰表示罪犯對國王的賠償；對被害人進行實物補償表示罪犯對被害人的賠償。這些法律制度都較早地規定了被害人的經濟求償權。對包括刑事被害人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和保護程度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尺之一。
  二、對三個案例的分析
  案例一：2000年7月17日夜11時許,被害人郜石雨(男,8歲)、範榮蘭(女,13歲)、郜毛蛋(男,6歲)在郜石雨家中被人殺死。經法醫鑒定,被害人郜石雨、範榮蘭、郜毛蛋均係被他人持單刃尖刀切割頸部,刺擊胸腹部致呼吸循環失調,合並多發性內臟破裂,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認定被告人郜某某有罪的主要證據材料有:第一,被告人郜某某對被害人郜毛蛋的母親閆成蘭因愛生恨,極為不滿。被告人有作案動機。第二,被告人郜某某在公安機關的三次有罪供述。其供述的諸多細節得到相關證據材料的印證,如其供述的郜毛蛋、範榮蘭被害時的體位等情節與現場勘查情況相吻合,其供述的在郜石雨、郜毛蛋胸部各刺一刀等情節與法醫鑒定情況相一致。第三,公安機關出具的沒有對被告人刑訊逼供的證明。第四,被告人供稱其在案發當晚穿拖鞋。公安人員分別用兩只警犬嗅其拖鞋,發現該拖鞋氣味與在案發現場提取的泥土氣味相吻合。對被告人郜某某有利的證據材料主要有:第一,被告人先供後翻,辯稱公安人員對他刑訊逼供。第二,被告人經常到閆成蘭家去, 可能在現場留有氣味。第三,公安人員未能提取殺人兇器,未提取有關指紋。第四,對被告人三角褲頭上的針尖狀血跡未能鑒定出血型。第五,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亦有矛盾之處。淮北市人民檢察院認為此行為係被告人郜某某所為,遂將此案起訴至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期間,被害人郜石雨、郜毛蛋的父親郜永平、母親閆成蘭,被害人範榮蘭的父親範守奎、母親任明蘭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此案存在很多疑點,公訴機關所舉證據之間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無確鑿證據證實三被害人的死亡係被告人郜某某的行為所致,此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宣告被告人郜某某無罪,被告人郜某某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宣判後,被告人郜某某服判不上訴,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不服,分別提出上訴,淮北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在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該案期間,安徽省人民檢察院認為淮北市人民檢察院抗訴不當,向本院撤回抗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撤回抗訴的要求符合法律規定,遂裁定準許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撤回抗訴,同時裁定駁回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二：楊某之妻與餘某因鄰裏糾紛產生口角。１９９６年７月３日下午４時許，楊某至餘某住處，與餘某發生吵打，將餘某打成輕傷。餘某遂訴至法院，要求追究楊某的刑事責任，同時賠償其經濟損失。審理中，楊某對構成輕傷的鑒定結論持有異議，雙方缺乏調解基礎。法院經開庭審理，認為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決定逮捕楊某，並於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４日簽發了逮捕令，但楊某當天便潛逃了。由於楊某畏罪潛逃，本案的刑事部分無法判決。餘某則堅持要求法院對本案的民事部分作出判決。法院認為，刑事自訴附帶民事訴訟是以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為前提，在對被告人沒有作出刑事判決前，就對民事部分作出判決，缺乏附帶的前提條件，顛倒了兩者的關係。按照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附帶民事訴訟可以先處理刑事部分，後處理民事部分，即可以先刑後民，而沒有規定可以先民後刑，所以法院拒絕刑事部分中止審理，對民事部分先行作出判決。
  案例三：被告人馬××，女，21歲，農民，初中文化。1996年6月1日下午，被告人馬××在位於同鎮另一村其姐馬×英家，以吃方便面為名，將其姐夫趙××的兩個侄女黃××（5歲），趙×（3歲）騙至其姐住室，手持菜刀，向兩個兒童頭部砍去，兩名女童被活活砍死，經法醫鑒定，黃××、趙×均係嚴重顱腦損傷死亡。該案由×××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於1997年3月4 日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兩名被害兒童的父親作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向法院依法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予以經濟賠償。×××市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委員會曾於1996 年10月15日對被告人馬××進行司法精神醫學鑒定，結論為：“被鑒定人馬××做案時患一過性精神錯亂，評定具有限定責任能力。 ”該案於1997年3月13日開庭審理。庭前，被害人的委托代理人向法院遞交了書面意見，對被告人馬××的精神病醫學鑒定提出異議：該鑒定不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的規定，依法為無效鑒定，不能作為本案定案的依據。合議庭休庭評議後，決定延期審理。
  至1998年1月，本案被害方的訴訟代理人詢問案件何時再行開庭，承辦人講：“一個月前檢察院已經撤案了。”但是被害人的父親並沒得到這方面的通知，於是訴訟代理人急忙去檢察院詢問，答：“我們已將案卷退回公安機關，建議撤銷案件。 ”後來，代理人到法院復印了兩份材料：其一，是1997年10月29日××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的《鑒定書》，鑒定：“1.被鑒定人馬××作案當時處於妄想陣發。2. 被鑒定人馬××對本案無刑事責任能力。”其二，是1997年12月1日×××市人民檢察院的《撤回起訴決定書》：“本院以××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的被告馬××故意殺人一案，因事實、證據有變化，本院決定撤回起訴。原起訴書即行作廢，請予注銷。”

  在我國當前實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上述三個案例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顯示了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之間的復雜關係，暴露了實踐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存在的諸多問題。
  其中，在案例一中，經歷了一審和二審兩道程序：首先在一審程序中，由於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院依法宣判被告人郜某某無罪,同時認定被告人郜某某也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在宣判後,被告人郜某某服判不上訴,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不服,分別提出上訴,淮北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在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該案期間,安徽省人民檢察院認為淮北市人民檢察院抗訴不當,向省高級法院院撤回抗訴。最後，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撤回抗訴的要求符合法律規定,遂裁定準許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撤回抗訴,同時裁定駁回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上訴,維持原判。
  在案例一裏，對於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之間的關係，法院事實上作出了兩項認定：一是在一審程序中，認為被告人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宣判無罪，但同時“認定被告人郜某某也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從而說明了民事賠償部分對於刑事判決的依附性，法院在刑事部分判決被告人無罪了，也就意味著附帶民事賠償就成了無水之源、無本之木，被告人對民事部分也不用承擔責任了；二是在二審程序中，安徽省檢察院向省高級法院撤回上訴，法院準許撤回抗訴，也同時“裁定駁回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上訴,維持原判”，從而顯示只要刑事部分檢察院撤訴了，法院對民事部分的判決也就不再審查。
  而在案例二中，被害人向法院提起了自訴程序，法院經過開庭，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於是便向被告人簽發了逮捕令，但之後被告人卻潛逃了。由於被告人畏罪潛逃，按照我國法律規定對刑事案件不能“缺席審判”，而應“裁定中止審理”，所以對本案的刑事部分法院無法判決，同時法院也拒絕對附帶民事部分先行宣判。按照法院的邏輯，既然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那么就應是“先刑後民”，而不是“先民後行”，在刑事部分沒有判決的情況下，是能先行審判民事賠償部分的。這充分反映了在訴訟程序上民事賠償部分對刑事部分的依賴性。
  在案例三中，由於被害人的代理人提出證據上的質疑，檢察院因“事實、證據有變化”而決定對刑事部分撤回起訴，並聲稱“已將案卷退回公安機關，建議撤銷案件。”該案的刑事部分檢察院撤訴了，然而民事部分法院也不管了，法院對被害人（即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無任何答復。據本案被害人訴訟代理人的介紹，“當訴訟代理人問及此事時，法院的承辦人回答：‘刑事訴訟都沒了，哪還有附帶民事訴訟’？”這充分反映了法院辦案人員思維上的單一性，也說明了辦案人員對檢察院起訴的刑事部分的重視和對被害人民事賠償請求的漠視。
  從總體上看，上面三個案例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民事損害賠償對於刑事程序的依附性，無論是法院做出無罪判決、檢察院撤回起訴、公安機關撤銷案件，還是被告人逃脫，由於被告人刑事上的無罪、不予追究或者難以追究，直接導致被害人民事賠償請求的難以實現。而事實上，既然作為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要明顯低於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在刑事部分被告人可因為“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被按照疑罪從無原則宣告無罪，但並不代表被告人對於民事部分就不承擔責任；盡管被告人逃脫，但如果法院認為法律關係簡單的，是可以對民事部分缺席判決的；檢察院撤回起訴，意味著國家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放棄追究，但並意味著被害人就放棄了民事賠償請求！
  可見，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模式中，由於民事賠償對於刑事訴訟的“附帶”性質，導致法院的刑事審判對民事判決直接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當司法機關決定不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時候，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請求很難實現，這也就意味著在此種情況下，被害人既無法實現復仇和懲治犯罪人的欲望，也無法實現獲得民事賠償的訴求，從而突出暴露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體制的內在缺陷。

  三、刑事附帶民訴模式之反思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是對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訴訟制度進行調和的機制。在大陸法係國家，對於犯罪造成的損害，普遍實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模式，例如，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俄羅斯等，但各個國家又有所不同。
  在法國，現代意義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最早見於法國的治罪法，1808年《法國刑事訴訟法》首次以刑事訴訟法典的形式將其固定了下來,並稱為“公訴附帶私訴”。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在卷首規定了“公訴和民事訴訟”，在第十四編規定了“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經濟損失的被害人請求賠償”，各卷各編幾乎分別對民事訴訟的各個方面作了特別規定，確立了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和國家補償制度。法國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具有以下兩項特點：一是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的主體範圍與客體範圍十分廣泛，其刑訴法第2條和第3條規定：“任何遭受重罪、輕罪或違警罪直接損害者,有權提起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一切就追訴對象的犯罪事實所造成的損失而提起的訴訟,包括物質的、身體的和精神的損害，均應受理。” 附帶民事訴訟不僅可以針對犯罪人與其共犯提起,而且可以針對罪犯與共犯的繼承人、其他應負民事責任的第三人(犯罪行為的保險人、雇主、行政部門)等提起。二是同時確立了刑事附帶民訴和獨立民事訴訟的程序，當事人享有選擇權。“民事訴訟可以與公訴同時進行，並由同一管轄法院審判”，“民事訴訟也可以與公訴分別進行。如果公訴已經提前進行而尚未最終裁決時，民事訴訟應延緩至公訴結束以後進行”。另外，法國把犯罪行為分為重罪、輕罪和違警罪三種，重罪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是由不同的審判人員按照不同的程序進行審理,然後分別做出刑事和民事判決；違警罪案件和輕罪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則是由同一法庭按照刑事訴訟程序合並審理,用同一判決宣判。
  在德國，早期的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 1943年和1950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增加了這一程序,但有許多限制，1994年10月28日修訂頒布的《德國刑事訴訴訟法典》第五編第二章盡管規定了“附帶訴訟”程序(第394-402條)，並不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而是被害人可以作為檢察院的輔助人員參與訴訟的“附帶”程序，我國並不存在這種程序；相反在該法第三章規定的“對被害人的補償程序”（第403-406條），才可以稱的上我們這裏談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該法典第403條規定：“被害人或者他的繼承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可以對被指控人提起因犯罪行為產生的、屬於普通法院管轄，並且尚未向其他法院提出的財產權方面的請求權。提起請求權時，在地方法院程序中可以不考慮訴訟標的之價值。”“對被害人或者他的繼承人，要盡早地通知刑事訴訟程序；通知時應當提示可以在刑事程序中提起請求權的可能性”。同時，該法第405條規定：如果在公訴中不能證明被告有罪,而且提出的補償申請是沒有理由的,或者在刑事訴訟中不易對申請進行處理,特別是如果對申請進行決定就會拖延訴訟進行或者這一申請是不能許可的時候,也可以對申請不作裁判。這種裁判具有民事訴訟過程中所做出的最後判決的同樣效力。此外，對基於這一程序提起民事賠償請求的範圍和數額也受到限制，規定賠償僅限於財產損失,且最高限額不得超過3000馬克。由於這些限制以及法律規定法官享有對民事部分裁判與否的酌定權等，從而使這一程序實際上已被虛置。
  俄羅斯對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規定的較為簡單，僅是在其《刑事訴訟法典》第42和44條中規定，民事訴訟在刑事案件提起之後，但在審前調查結束前提起；認定民事原告人，由法院做出裁定或法官、檢察長、偵查員、調查人員做出決定；民事原告人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用財產賠償精神損害。
  與上述各國的規定相比，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第七章“附帶民事訴訟”中僅用兩個條文進行了粗略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在《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解釋》中進行了細化。與法國強調附帶民事訴訟中民事訴訟的獨立性不同，我國則強調民事程序相對於刑事程序的依附性，限制民事訴訟一般原理在附帶民訴程序中的適用。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的基本理念
  盡管大陸法係各國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具體規定有所不同，但其中包含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允許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主要是為了簡化訴訟程序，減少辦案成本，提高效率，減輕當事人的訟累，使被害人能夠借助國家的力量維護自身的權益。
  首先，節省成本、提高訴訟效率是附帶民事訴訟的主要追求。從理論上講,實行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可以把兩次訴訟簡化為一次進行，由一個法庭通過一個訴訟程序，合並審理由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關的刑事、民事兩種案件,對司法機關來說,可以避免刑事、民事分離審理時所必然產生的調查和審理上的重復,從而會大大節省人力、物力和時間,節省司法資源;對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也避免了分別審理時,既要參加刑事訴訟又要參加民事訴訟的麻煩,可以減少他們的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從而減輕他們的訴累。
  其次，附帶民事訴訟模式體現了公權優先的思想。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認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是主要的，被害人的損害賠償只是犯罪後產生的一個附隨問題，司法機關完全可以在解決犯罪人刑事責任的同時，一並解決犯罪人的損害賠償責任。並且，法院在量刑時一般會考慮被告人彌補被害人損失的情況，允許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提起民事程序，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被害人能夠借助檢察機關等國家公權力的力量，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再次，從大陸法係的附帶民事訴訟做法來看，受害人對一切損害的賠償既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又可提起民事訴訟，享有選擇權。這種模式既考慮了訴訟經濟方面的價值，又考慮了當事人對訴權的自由處分；特別是受害人由於貧困或無知，沒有條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訴時，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更有利於保障被害人的利益。
  另外，對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的價值，一般還認為它有利於法院避免因不同審判組織分別進行審判可能對一違法行為或同一案件事實得出不同的結論；有利於便利當事人進行訴訟，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有利於敦促被告人認罪、悔罪，全面地查明案情，準確地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同時，在附帶民事訴訟中一些國家還規定被害人可以不交訴訟費，例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解釋》第10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不收取訴訟費”，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第44條也規定：“在提起民事訴訟時，民事原告人免交國家規費”，這樣對於貧窮的或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困境的被害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有益的，他可以提出巨額經濟賠償而不需要承擔敗訴後的訴訟費用風險。

  （二）刑事附帶民訴的基本缺陷
  盡管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具有提高效率，用公權來保護被害人等基本理念和長處，然而在實踐中這些目標不一定都能實現，並且由於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內在衝突，而使附帶民訴模式的缺陷日益暴露。
  第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強行揉合刑事和民事訴訟程序不同的證明規則，在合並審理時很難運用。雖然民事訴訟的認定事實與刑事訴訟的認定事實基本一致,但是二者在證明對象、舉證責任、認證規則、證明標準上均有較大差異, 故刑事訴訟證明不能代替民事訴訟證據的收集和判斷。以證明標準要求不同為例，美國著名的“世紀審判”———“Ｏ·Ｊ·辛普森”案就突顯了刑事與民事證明要求的巨大差異，在刑事訴訟中控方必須使陪審團無任何合理懷疑地證明他所指控的案件事實,並且被告人享有憲法上的反對自我歸罪權和刑事訴訟中的沉默權，而在民事訴訟中原告的證明只要達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即可，如果將這兩案合並審理而不是獨立審判，其產生的衝突和法院審理難度可想而知。
  第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漠視了法官職業的專業化特點,造成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處理質量不高。在法官專業化分工日趨細化的情況下,專事刑事審判的法官難以對民事實體法律和程序法律有良好的把握，而絕大多數附帶民事訴訟都有一定程度的爭議,刑事法庭要判斷許多與刑事訴訟無關、但對民事賠償問題的解決有意義的證據,適用民事訴訟法和民事實體法的諸多規定,要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處理起來甚至比一般的民事訴訟案件更為復雜。
  第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如果出現被告人在審理過程中死亡，患精神病或其他嚴重疾病而不能承受審問,或被告人在法庭審理期間潛逃或者隱匿的，或者被告人因受到赦免而不再被追究刑事責任，許多國家往往規定將刑事訴訟暫時停止或終結,待上述影響訴訟正常進行的因素消失後,對於中止的訴訟再恢復進行。然而在這些情況下,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要求就不能及時地得到處理，甚至長期得不到解決，從而損害了被害人獲得賠償權利的實現，上文中的案例二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
  第四，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刑事案件的審理進程，不能不受所附帶的民事案件進展情況的影響，如民事案件當事人申請法院調取證據、委托有關部門進行技術鑒定、審計或資產評估等，都會使刑事案件不能及時審結。法院民事審判的周期一般較長，涉及的程序和實體法問題也比較復雜，例如可能涉及到反訴、第三人參加之訴，精神損害賠償和懲罰性賠償等，如果將刑事和民事合並在一起進行審判，民事部分的審理往往會影響刑事部分的正常審判，從而導致訴訟拖延。
  第五，刑事案件的庭審程序、調查重點、認證規則等與民事案件差異很大，如果將二者合並審理，會導致法官很難正確把握和平衡程序的重點和責任的確定。刑事犯罪是危害社會、觸犯公法的行為,進行刑事訴訟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被告是否有罪、罪行的輕重以及構成犯罪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民事賠償僅僅涉及到個人或法人的權益，屬於私法調整的範圍，其主要目的是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糾紛。因此，由同一審判組織合並審理兩個在本質上存在差異的訴訟，一旦案情較為復雜，審判者勢必難於應付。
  最後，附帶民事訴訟與刑事案件的合並審判，會助長“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現象，從而導致司法不公。同時，由於過分地強調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特殊性和附屬性,忽略了附帶民事訴訟作為民事訴訟所應當具有的獨立性以及在程序上與刑事訴訟的可分性,容易在司法實踐中造成“重刑輕民”的程序救濟思路,使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完全依附於刑事訴訟,造成對民事賠償責任的輕視,使受害人的個別救濟問題淹沒在國家追究、懲罰犯罪的過程中,也不利於對受害人民事權利的保護。
  可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的致命缺陷在於，有可能割裂民事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忽視附帶民事訴訟救濟的獨特性，強行揉合兩類訴訟的不同證明規則，既難以保持公正，也實現不了效率的目標。這些缺陷有些是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固有的或潛在的，而有些則是由於實踐司法的原因，尤其在我國，主要由於立法和司法解釋的不合理，附帶民事訴訟的缺陷顯示的更為突出，它不僅導致了訴訟程序之間的衝突，很多情況下還產生了法律救濟真空；不僅這一制度的立法宗旨未能在司法實踐中得以充分實現，甚至還成為阻礙和制約私權獲得損害補償與救濟的程序障礙。

  四、獨立民事訴訟方式之利弊
  當前我國學者在抨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缺陷和弊端的同時，往往表現出了對獨立民事訴訟方式極大青睞，認為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開，這是英美法係設置的一種訴訟模式，在刑事訴訟中不允許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只能在刑事訴訟案件審理終結後，按照民事訴訟程序，提起因犯罪行為而追償損失的賠償之訴。英美國家之所以追求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分離，主要是以強調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各自的特殊性為出發點的，例如二者在證據規則上區別就非常大。
  獨立的民事訴訟(Civil Lawsuit)是指被害人對於犯罪人造成的損害，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犯罪人賠償自己物質或者精神上的損失，還可以主張懲罰性賠償。被害人試圖追究犯罪人刑事與民事上的雙重責任，“刑事法院的有罪裁判使犯罪人為自由付出代價，而民事法院的成功判決使犯罪人付出金錢上的代價。” 民事訴訟被設計成被害人對違反法律的“私人錯誤”（private wrongs）而不是“公共錯誤”（public wrongs）進行救濟的制度，其目標是對犯罪造成的任何身體或心理的傷害要求金錢賠償。被害人既可以要求補償性的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也可以要求懲罰性的賠償（punitive damage），前者是指被害人遭受的物質損失，如被盜的財物、減少的收入、醫療費用，以及精神損害賠償費用等；而後者是指法院對於那些故意、鹵莽、強迫、懷有惡意的犯罪人的懲罰，被害人在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中獲得幾十萬或者幾百萬美元的判決並不少見。
  按照侵權法的規定，被害人可以基於以下種類的事由對犯罪人提出賠償請求：（1）錯誤致死，允許幸存者因為殺人行為導致的損失得到賠償；（２）攻擊行為，包括故意的威脅行為，足以產生身體上的傷害；（３）毆打，包括能產生痛苦、傷害或損傷人尊嚴故意性或冒犯性接觸；（４）侵入，即對土地的故意侵入；（５）動產轉移，即通過盜竊、破壞或對贓物的處置來故意幹涉個人財產的適用；（６）通過極端或殘暴行為造成的精神痛苦。總之，被害人對於包括犯罪在內的故意侵權行為，都可以提出損害賠償之訴，另外被害人也可以向有重大過失的第三人提起訴訟。
  被害人對犯罪行為單獨提起民事訴訟，既有普通法的基礎，也有制定法的依據，例如美國所有的州都建立了“錯誤致死”（wrongful death）的訴因，對於犯罪等故意或過失行為致人死亡的可以請求賠償；美國聯邦和有些州也確立了針對特定種類犯罪（如組織犯罪）訴因，這樣被害人就可以有普通法和制定法上的理由來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一）獨立民事訴訟模式的優點
  被害人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優點和好處，主要包括：
  分別審理模式使刑事責任和侵權責任在審理中責任明確、程序清晰，但增加了訴訟負擔，犧牲了審判效率。
  首先，最大的優點就是對程序的控制權。由於在刑事程序中，司法機關關注的往往是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被害人的權益常常被忽視；而在民事訴訟中，被害人成為完全的訴訟當事人，而不再是刑事程序中的旁觀者，他對程序享有完全控制權，這樣不僅能夠充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更可以使被害人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
  其次，民事訴訟比刑事訴訟採取較為寬松的證明標準，被害人更容易勝訴。在民事訴訟中採取的是優勢證據原則（a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而不是刑事程序中的排除合理懷疑（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被害人只要證明到多數可能性即可獲得有利的判決，並且犯罪人在民事程序中不再擁有反對自我歸罪的特權。所以，理論上說被害人贏得民事訴訟要比刑事訴訟容易。
  再次，在民事訴訟中不需要陪審團達成一致的意見，就可決定被告人的責任。同時，而按照伯林訥（Berliner）的觀察，在民事案件中陪審團傾向於同情被害人，這些對被害人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
  復次，在民事訴訟，被害人可以獲得較多的賠償。被害人不僅可以提出補償性的賠償，而且可以要求被害人進行精神損害賠償和懲罰性賠償，而後兩者數額會遠超過被害人的實際損失，因此其對於被害人的保護力度是非常大的。同時，在訴訟中還可以查封扣押被告人的房子、汽車、存款單、投資或者遺產等財產，還可以扣留被告人的工資，當被告人不履行時，郡治安官可以強制執行。
  第四，獨立的民事訴訟，能夠讓犯罪人認識到自己行為造成的損失，通過讓其經濟上承擔責任，有助於對犯罪人發揮阻嚇的效果。

  （二）獨立民事訴訟模式的缺陷
  被害人採取提起獨立的民事訴訟的方式，盡管具有一定的長處，但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對此要辨證看待。
  第一，犯罪人必須找到和確定，這是比較困難的。如果被害人受到侵害之後根本不知道是誰實施侵犯的，那么民事訴訟也無從提起。
  第二，被害人要承擔一定的費用，訴訟成本較高。前文所提，在有些國家按照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對於民事請求是不需要交納訴訟費的，然而在單獨提起的民事訴訟中，被害人必須交納訴訟費，同時聘請律師也要花費高昂，當案件敗訴這些成本都難以取回。所以，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屬於富人們採取的方式。
  第三，被害人有可能遭受進一步的傷害，形成或者加深了“第二次被害”。在民事程序中，往往不像刑事程序限制的那么嚴格，被害人有可能受到全面的調查，對於被害人過去的行為、品格和個人情況都會被詳細的審查，使被害人再一次回憶痛苦的經歷，心理再一次受到傷害。例如，被害人想要尋求從犯罪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或憂傷中恢復過來，被告人就會質問被害人在犯罪前後的精神健康情況。由於民事訴訟中審前證據開示擁有更多的程序規則，並且對於相關性有更寬泛的內涵，被害人在庭前和庭審中可能會遭受比刑事程序更嚴重的精神傷害。
  第四，民事訴訟較為耗時，審判的周期一般很長。民事訴訟中的訴訟拖延問題，比刑事訴訟中要問題嚴重。在如此長時期的訴訟中，被害人有可能還需要與犯罪人進行打交道，而雙方有處於訴訟對峙之中，難免會產生尷尬的情形，不利於雙方關係的恢復。
  第五，大部分犯罪人比較貧困，沒有固定的收入，執行非常困難。犯罪所得往往已被犯罪揮霍或者隱藏起來，即使是被害人贏得了訴訟，也可能得不到任何財產。
  可見，被害人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其價值是利弊參半的，遠沒有我國許多學者想象的那么美妙。當然，這裏可能也存在一種誤解，那就是在英美國家，在民事訴訟、犯罪人退還、私人保險、公共資助、國家補償等損害賠償方式中，被害人獨立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並非像我國許多學者所聲稱的那樣在英美國家的損害賠償中處於主導地位（更有甚者將此作為英美國家損害賠償中的唯一特徵進行列舉），正是由於它的固有缺陷，“對直接行為人提起民事訴訟所面臨的挑戰，超過了其對大部分犯罪被害人帶來的好處”，即“成本超過收益”，以及由於人們對這種方式並不熟悉，所以，民事訴訟在被害人獲得賠償的各種方式中是“最少”使用的方式，其實踐相對來說也是“不普遍”的。因此，我們應對被害人提起民事訴訟的難度和弊端有清醒的認識。

  五、犯罪人償還模式的興起
  犯罪人償還（Restitution）是指犯罪人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將取得的財產歸還給被害人或者給予一定的賠償，法院可以作為刑罰的一部分判決犯罪人向被害人退還財物和賠償。犯罪人退還或賠償是一中非常古老的刑事救濟方式，它是對原始野蠻復仇的一種替代，在西伯來人摩西立法和漢姆拉比法典中，都規定了犯罪人向被害人歸還財物或者賠償兩倍或三倍的損失。這種模式在西方九世紀的時候達到頂點，但之後的幾百年中，由於國家權力的增長和介入，國家被視為犯罪的受害人，犯罪人更多地要承擔起對國家的責任。
  而在美國，大革命之前也廣泛採取犯罪人直接賠償的方式，犯罪被視作對個人的侵犯；在革命之後，係統建立起一套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犯罪人被判處罰金和刑罰，被害人的賠償不得不借助民事訴訟的方式。在被害人直接賠償模式逐步消失的時候，許多學者也在呼吁予以重視，例如1516年托馬斯·莫爾提議犯罪人應在公共工作項目中進行勞動，功利主義哲學代表邊沁也讚成在財產犯罪中要求強制賠償，著名犯罪學家加羅法洛等也在許多國際性會議中介紹這種方式。在美國，於1960年代產生被害人保護運動之後，尤其是1982年關於犯罪被害人的總統特別委員會成立之後，犯罪人償還模式受到很大重視，在1982年被害人與證人保護法中它被作為法院獨立量刑的一部分，在許多州的被害人保護法律中被確定為法院必須判決的內容之一。
  犯罪人在刑事程序中賠償，存在四種形式：一是向被害人經濟賠償，即犯罪人直接向被害人支付和賠償損失，二是對社區的經濟賠償，犯罪人不是向被害人而是向社區支付，這可能是因為犯罪沒有一個具體的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不願意參加賠償程序等；三是向被害人提供服務；四是向社區提供服務，後兩種方式主要適用於犯罪人沒有賠償能力的情況，可以用提供勞務的方式替代。在讚成者看來，犯罪人償還方式盡管還有一係列的問題沒有解決，但它是一種補償被害人、懲罰和歸復犯罪人，以及有助於犯罪人與被害人協商的方式，它可以作為一種量刑的替代形式，作為法院緩刑和假釋的條件來適用。

  六、被害人獲得賠償的其他方式
  被害人遭受犯罪損失的彌補，除了有上述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獨立的民事之訴和犯罪人直接償還等模式之外，還可以有保險賠償、國家補償等形式，當然基於第三人賠償之訴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在此也將其予以單列。
  （一）第三人賠償之訴
  第三人賠償之訴（Third-party Lawsuit）是指被害人對於與犯罪的發生具有一定過錯責任的主體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形式，它廣義屬於被害人獨立提起的民事訴訟的一種。第三人賠償之訴具有兩個種類：一類是直接起訴私人性的企業、團體或個人，例如起訴對犯罪發生負有一定責任的團體或者具有特殊關係的主體，如賓館、商店、購物中心、酒吧、交通工具的承運人、學校、房東、雇主、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監護人等；二是起訴刑事司法機關和監獄機構，例如可以起訴警察局、緩刑委員會、監獄和假釋官員等。
  第三人賠償之訴的理論依據在於“過錯”（negligence）理論，也就是被害人要證明第三方主體對於被害人的安全保護負有一定關照義務，而其又違反了該關照義務，從而導致或者一定程度上致使了犯罪的發生。第三人之訴的關鍵，是被害人要證明第三方過錯的存在及其對自身造成的損失。
  允許被害人向有過錯的第三人提起訴訟，要比直接向犯罪人起訴，勝訴的可能性更大，有時法院判決的賠償額也非常高昂，這種賠償方式一方面有助於彌補被害人的損失，另一方面也有助於預防犯罪的發生，因為判決賓館、商店、學校等組織承擔責任或者要求存在一定特殊關係的個人如父母、監護人、雇主等賠償，可以使他們採取一定的措施預防潛在犯罪的發生。
  當然，採取第三人賠償之訴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困難，例如被害人要證明第三人過錯的存在要比直接證明犯罪人有責任難度要大的多，並且被害人起訴政府機關或者官員，往往受國家主權豁免理論的影響而很難成功。

  （二）保險賠償(Insurance Reimbursement)
  被害人如果加入了保險，那么在遭受犯罪侵害之後可以向保險公司索賠。保險的種類很多，有人身性的保險和財產性保險，保險的主體有私人性的和政府主持的等。有時保險對被害人的補償力度還是非常大的，尤其在財產性案件中，如汽車被盜，由於保險的存在也促使被害人積極報案，保險成為彌補犯罪損失的重要方式。
  當然，採取保險的方式也有一定局限，例如保險賠償的前提是被害人要投保，而對於貧窮的被害人來說，可能根本無法支付這筆保險費用。

  （三）國家補償(Compensation)
  當採取附帶民訴、犯罪人償還、民事訴訟、第三人之訴和保險賠償等方式，被害人都還無法彌補自身損失的時候，可以借助國家補償的形式。國家補償就是由國家出資，對於因犯罪造成損害而又得不到彌補的被害人進行救助，這是被害人獲得賠償可以訴諸的最後方式。對於國家補償的相關內容，將會在本論文第六章詳細論述。

  （四）“山姆之子”（Son of Sam）的方式
  “山姆之子”（Son of Sam）的方式是指法律規定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內不得再從其犯罪行為中獲益，尤其是犯罪人不得採取向新聞媒體、報刊雜志、音像制品等單位“賣新聞”的方式來獲利。也就說，對於犯罪人以犧牲被害人為代價，通過講述自己犯罪的經歷而獲取的收入，被害人有權索賠，這廣義說來也屬於被害人在獨立民事訴訟中可以提起的訴因之一。
  在上述被害人可能獲得賠償的其他救濟途徑中，第三人賠償之訴和保險賠償具有很大的潛力，被害人有可能在這些訴訟中獲得足額的賠償，而國家補償只是作為最後的救濟手段使用的，“山姆之子”方式是一種特殊的民事救濟途徑。

  七、我國刑事損害賠償模式的構建
  在我國，被害人獲得損害賠償的方式主要只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這一單一的形式，獨立的民事訴訟方式採取的並不是很普遍，第三人之訴也面臨著許多困難，法院直接判處犯罪人償還令的方式也基本沒有建立，保險賠償的適用範圍太窄，國家補償制度更是闕如，即使是對於附帶民事訴訟這一形式也存在著千瘡百孔的毛病，這就是我國當前被害人刑事損害賠償制度的現狀。
  因此，對於我國被害人獲得賠償權利的保護，首先應在宏觀上建立配套的機制，也就是全面確立附帶民事、獨立民事之訴、第三人之訴、保險賠償、國家補償等綜合性的體係，只有這些大框架建立了，被害人賠償權利的保護才可能根本改進。
  同時，不論是對現有的還是以後應當確立的刑事損害賠償方式，對於每種具體方式都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予以補充、完善和改造，讓每項制度都具有合理性和科學性。下面，筆者擬對刑事損害賠償的兩種模式，也是當前學界討論非常熱烈的附帶民事訴訟和獨立民事訴訟方式在我國的構建問題進行分析。

  （一）現有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7條和第88條規定，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並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後，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由於附帶民事訴訟在提高訴訟效率，維護被害人權益方面具有的一定優點，在我國完全廢除附帶民事訴訟是不現實的，也是沒必要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仍有其合理性和制度價值，全面否定附帶民事的觀念是以偏蓋全的。
  在我國，在繼續保留現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的情況下，關鍵是要對其進行完善和改進，克服其固有的流弊和在我國特有的劣根性。如前所述，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在我國由於立法的不完善和司法解釋的片面理解，存在許多不能容忍和讓人難以理解的缺陷，例如，在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範圍受到完全限制，被害人只請求賠償犯罪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害”，既不能要求精神損害賠償，也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在證據規則和法院審判上，民事訴訟對刑事訴訟的完全處於依附地位，刑事中的證明標準、證明責任對附帶民事訴訟適用；民事訴訟程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刑事訴訟包含或吸收，在立案、審理、期限、上訴等程序上，均要遵循刑事訴訟的規定或受其制約；法院的附帶民事訴訟判決要取決於刑事程序的審理結果和結論，附帶民事訴訟完全沒有獨立性。
  因此，當前我國附帶民事訴訟改革的關鍵和基本出路，就是確立附帶民事訴訟的完全獨立地位，由於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訴訟，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民事部分除了在程序上是在刑事訴訟啟動之後才能開始之外，對於審理程序和結果應不受刑事審判的過大影響，因為民事訴訟在訴訟主體範圍、客體範圍、舉證責任、證明標準和審理程序規則上有自己的獨特性。當前的任務就是確立民事訴訟在刑事附帶民訴中的完全獨立地位，減少刑事部分的影響，使二者“形合而神不合”。
  對於刑事附帶民訴中的民事部分，要完全奉行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一般原理和規則，具體說來：在訴訟主體上，允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被害人的僅親屬提起訴訟，對於損害結果負有責任的所有主體都可列為被告，允許第三人參加訴訟；在證據規則上，實行優勢證據原則，舉證責任、證明要求和法庭的舉證、質證、認證都要按照民事程序法的要求進行；在賠償範圍上，奉行全面賠償原則，確立間接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和懲罰性賠償；在時效上，遵循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在執行上，按照民事訴訟執行措施、執行中止和執行終結的規定進行；等等。

  （二）確立獨立的民事訴訟方式
  在我國實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民事訴訟與刑事案件原則上一並審判，只有在為了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後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基本上排除了獨立提起民事訴訟的可能。然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解釋》第89條的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後第一審判決宣告之前提起。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在第一審判決宣告以前沒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可以在判決生效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從而在司法解釋中確立了被害人獨立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
  當然，僅有這一條規定是不夠的，因為實踐中絕大多數的刑事損害賠償還是按照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進行的，被害人“可以在判決生效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筆者的觀點是應當在正式的全國人大制定的刑事訴訟法中明確確立被害人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將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與附帶民事訴訟並列，共同作為解決犯罪被害人刑事損害賠償的方式。同時，對於獨立民事訴訟的管轄、審判、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關係等作出詳細規定。
  正如上文所言，獨立民事訴訟的模式，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周期比較長，會加大被害人的訴訟成本，並有可能導致被害人遭受第二次傷害，所以獨立的民事訴訟方式並不能取代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但作為當事人的一種選擇，是應當明確建立的，這也是落實被害人民事訴訟訴權的重要體現。

  （三）賦予當事人的選擇權
  作為解決犯罪被害人刑事損害賠償的兩種重要方式，同時確立附帶民事訴訟與犯罪後的獨立的民事訴訟制度，允許受害行人使選擇權，即當事人可根據自身的條件，選擇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民事訴訟，對於保護被害人的損害賠償權是有重要意義的。
  在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典型的法國，也強調附帶民事訴訟並非刑事訴訟程序的必要組成部分,刑事訴訟可以附帶、也可以不附帶民事訴訟,是否附帶,當事人享有選擇權。按照其《刑事訴訟法》第5條和第426條的規定，如果受害人首先選擇單獨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則失去向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即法國人所說的一句格言:“途徑一經選定,不得折返”,但當受害人首先選擇刑事途徑進行訴訟時,由其作出的選擇仍然可以撤銷，即有權轉向民事法院進行單獨的民事訴訟。
  在我國，允許被害人就犯罪行為引起的損害提出民事賠償請求，可以分為兩種情況處理：一是被害人選擇附帶民事訴訟方式的，應當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後，法院一審判決之前提出；二是被害人選擇獨立提起民事訴訟的，既可以在刑事追訴程序啟動之前，也可以在刑事訴訟程序過程中或者刑事審判之後向民事法庭提出，法院按照民事訴訟的立案條件進行審查，如果決定受理的，可以按照被害人提供的證據材料按照民事證據規則依法判決，沒必要等到刑事案件的審理或審理終結以後；當然，法院如果認為為審理民事案件所必要時，可以先中止民事程序，待與此案有關的刑事訴訟審結後再繼續進行。對於民事判決或調解結案後的執行，完全遵循民事執行程序的要求。

  八、影響損害賠償模式建立的因素
  在我國，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損害賠償，建立附帶民事訴訟和獨立民事訴訟的方式，允許被害人進行選擇，是當前我國學界普遍的呼聲，當然這一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還取決於其他一係列的因素。
  首先，“先刑後民”的觀念對實踐辦案人員的影響深刻，刑事損害賠償制度作用的真正發揮，有賴於私法和私權理念的張揚。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刑法發達、民事立法薄弱，重刑輕民的現象突出；而在中國當代社會，國家本位、集體本位觀流行，個人本位、權利本位虛無，刑事犯罪與民事侵權的區別被過於擴大；在當代刑事司法領域，懲治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成為刑事法治的主旋律，重刑罰判決、輕民事責任的承擔是中國刑事司法實踐突出的問題。因此，具體到附帶民事訴訟的問題上，無論立法還是實踐部門，都顯示出對刑事部分的重視，而對民事損害賠償的意義忽略，這就導致我國的民事訴訟過度地依賴於刑事審判，喪失自身的獨立性，其運作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在確立附帶民訴與民事訴訟的並行模式之後，執法和司法人員要對民事部分有足夠的重視和研究，避免刑事審判對民事程序的不當影響，在準確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同時，充分維護被害人的民事賠償權。
  其次，被害人刑事損害賠償權利的充分維護，還有待一係列配套措施的建立。
  由於附帶民訴和獨立民事訴訟方式各有自身的優劣之處，那么在制度設計和實踐執法中就應揚長避短，充分發揮每項制度的功效。例如，在附帶民事訴訟中，繼續奉行免收訴訟費的政策，公訴人必要時給予被害人適當的協助；在被害人獨立提起的民事訴訟中，應降低收費標準，對於經濟狀況拮據的被害人落實訴訟減免政策；由於被害人獨立提起民事訴訟的成本較高，對於經濟困難的被害人提供律師幫助、進行法律援助；擴展簡易程序的適用，提高訴訟效率；加大執行力度，避免民事判決的“空判”問題；等等。
  最後，當前中國整個司法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係列問題，可能會阻礙被害人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真正實現。
  無論是在刑事訴訟還是民事訴訟中，都存在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問題，法官不中立問題，“先定後審”問題，庭審流於形式問題，法院內部“審批制”問題，訴訟效率低下問題，執行難問題和法官素質不高問題等等，如果這些問題的長期存在，那么不管被害人的損害賠償訴訟是否獨立，都難以發揮真正的作用，被害人獲得賠償的願望難以充分的實現。

  九、結語
  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之後損害賠償權利的滿足，其途徑是多方面的，既可以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獨立的民事訴訟、贓款贓物的發還制度、保險制度和國家補償制度等途徑來解決，我國當前亟需如此一套係統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
  對於目前我國施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現實中暴露出來的缺陷和弊端達到影響其正當性存在的程度，在保留附帶民事模式的情況下，要突出附帶民事部分的獨立性，避免刑事部分的不當影響；同時應建立獨立的民事訴訟途徑，授予受害主體的選擇權，真正保護其獲得賠償權利的實現。
  當然，被害人獲得賠償問題的在訴訟中的真正解決，有賴於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程序的完善，以及司法改革的有效開展；切實轉變“重刑輕民”的觀念，全面認識附帶民事訴訟的價值，注重賠償對於被害人的特殊意義，促進其從被害狀態中盡快恢復。